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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法:冤假错案是怎样产生的       ★★★
中国政法:冤假错案是怎样产生的
[ 作者:刘 斌    转贴自:    点击数:13431    更新时间:2006-7-31    文章录入:本站整理 ]

  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除了印有时代、政治烙印的冤假错案外,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部门在办理普通刑事案件中出现的冤假错案,其产生更多属于办案人员的主观原因。我们根据对手头现有的300余个案例的分析归纳,认为冤假错案是由于以下一些原因造成的。

  有罪推定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有些警察和检察官在办案时不重证据,而是凭主观推断,他们观念上把嫌疑人首先作出罪犯,而后才寻找、拼凑证据。因而在审讯嫌疑人中常常出现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讯问:“你不承认?!那你说,不是你干的还会是谁干的?!”这种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再辅之以刑讯逼供,往往造成冤假错案。1996年7月18日,河南奔月集团总经理薛兴国之母被4名歹徒打成重伤后死亡,济源公安局原副局长原喜军等人就是用这种思维侦破此案的。原接案后便开始大搜捕,前后有数百人被关押、刑讯、处罚,关押最长者达473天,许多人无辜牵连,惨遭刑讯,当事人怨声载道,而作案真凶一个也不在其中。

  1995年5月,河南尉氏县南曹乡派出所副所长王保堂在调查一起盗窃案时,认为村民朱旺坡有嫌疑,于是带回去一顿毒打,朱旺坡痛苦不堪,“叫说啥就说啥”,酷刑之下随口供出“同案犯”朱连生;同年12月,尉氏县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二朱有期徒刑各5年6个月,二朱不服,提出上诉,开封中院经审理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1996年10月,真正案犯马连振等人在扶沟县落网,警方随即通知了南曹乡派出所和失主,然而王保堂害怕追究责任,竟未向上汇报,致使二朱直至1999年12月1日才被宣告无罪释放。至此,二朱已被无辜关押了3年8个月17天。

  草率办案  

  在我们的司法队伍中,有一些干警办案草率、玩忽职守,草率到不认真调查、不细致取证、张冠李戴的地步,玩忽到偏听偏信、草菅人命的程度。

  1998年11月,陕西白水县雷村乡青年女子孟雅芳被乡派出所以涉嫌“卖淫”抓去,所长杨西京等人对孟百般羞辱,刑讯逼供。此案结果是:被逼承认曾向50余人“卖淫”的孟雅芳经体检,竟然“处女膜完整”!1995年5月在云南曲靖发生的陈金昌等人“抢劫杀人”案更为典型:当年4月,在富源县凉水井附近发生了一起抢劫案,被害人一口咬定系陈金昌等4人所为;

  同年5月,在该村附近又发生了一起杀人抢劫案,富源警方便草率地将陈金昌等4人抵押,连续7天7夜的审讯,辅之以残酷的刑讯,最终使4人承认了“犯罪事实”;不久,曲靖中院判处陈si刑,判处其余3人18年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4人不服,提起上诉,云南省高院亦草率审理,于1996年5月改判陈死缓,对其余3人维持原判。但在1997年底,真凶张荣东等人因另案落网,交代了上述二案,这样差点被枪毙的陈金昌和其他3人才结束了将近3年的不白之冤走出大狱。像这样草率将人判处si刑的案件在全国还发生过几起,这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除了警方在破案时草率外,一审期间的检方和法院为什么也会草率办案?上诉后二审期间的省检察院和省高院难道就一点破绽也没有发现?一起si刑案件从程序上讲一般要经过公安、地区级检察院和中级法院,如上诉还要经过省检察院和省高院5个部门,5个部门都疏忽草率,这不是典型的拿人命当儿戏又是什么呢!


  凭口供定罪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特别强调重证据,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但在办案中,我们的一些司未能人员就是忽视这些基本原则,图省劲儿,凭口供定罪。

  湖北安陆市一中曾发生过一起厕所杀人*尸案,该市南城派出所因湖北铝厂工人艾小东有所谓“偷看女人解手”的“下流行为”,硬是将他与一年前发生的命案联系在一起,连续4天3夜的刑讯逼供,艾小东终于按照公安人员的意思作了供述,于是警方便以此为据移送孝感检方审查起诉。孝感检方两次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案,要求补充侦查,然而安陆警方不仅置事实于不顾,同时置法律程序于不顾,将该案移送无管辖权的安陆检方起诉。安陆检方还真这么做了,安陆法院也于1996年6月6日真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艾小东有期徒刑15年。艾上诉后,孝感中院竟维持原判。后来证明这是一起冤案,1998年5月29日艾小东被宣布无罪释放,然而至此艾小东已服刑3年有余!司法实践中还有不顾事实、不重证据、以其他当事人及证人口供治罪的情形:

  1998年11月17日,重庆万州区小周镇发生了一起扭打伤害案,太龙派出所警察吴铃和张龙贵在讯问肇事者苏启贵时,有肢踢手推的行为,但当天将苏释放。21日水上派出所又将苏等人拘留,关押在龙宝拘留所9号监房,22日晚苏呈昏迷状态,当晚抢救无效死亡。苏的家人遂要求严惩刑讯逼供者,万州检方遂于12月22日将吴、张拘留,并于1999年1月14日以刑讯逼供、故意伤害二罪提起诉讼。吴铃委托的律师经过大量的调查和艰难的取证,以铁的事实证明苏启贵是在9号监房期间被崔建军等牢头狱霸毒打致死,这才使吴、张二人结束了10个多月的铁窗生活重返工程岗位。

  庇护罪犯

  近年来司法腐败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一些司法人员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庇护罪犯的现象时有发生。

  1997年12月27日晚,湖南永顺有名的4个烂仔罗宜农、张顺、陈少华、王波劫持17岁少女杨某到一家旅社,对其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轮*。案发后, 永顺县检察官陈治林主动提前介入此案,并与县刑侦大队副队长张远高及案犯罗、张的父母一起四处活动,将罗、张的年龄改为17岁。1998年4月27日,县法院根据案犯的年龄从轻判处罗、陈有期徒刑各10年、张8年、王7年。之后,陈因身有残疾改为监外执行,罗、张在关押数月后竟被释放做起了生意。被害人家属不服,四处上访,此案历经曲折,终于在1999年7月得以纠正,12名涉案人员落网,湘西中院改判罗宜农si刑、张顺死缓。河南桐柏贾付元“精神病”杀人案也颇为典型,1998年3月30日,该县高寨村村民贾付元与其叔父叔母发生争吵,当场用钉耙将2人打死,后到公安部门自首。几个月后,桐柏警方通知被害人子女,贾付元因有“精神病”,无刑事责任能力,将被释放。死者家属不服,踏上艰辛的上访之路,多次被警方拦截阻挡,后来终于查清这是一起杀人犯家属、办案警察、精神病院负责人串通一气、权钱交易、出具伪证、庇护罪犯的大案。

  专权弄法

  法律具有权威和尊严,法律对于犯罪分子具有威慑力,这是连小孩子都知懂的常识,但徒有好法,不足以自行。同时法律在某种情况下一把双刃剑,关键还要看持剑者如何使用这个武器,如果法律被一些人玩弄,或者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掌权者利用,法律同样会伤害一些好人。专权弄法便是利用法律伤害良民的典型方式,因此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在笔者所收集的案例中也不占少数。

  1995年10月辽宁朝阳发生的轰动全国的市长刘相荣“受贿”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996年6月发生在广东陆丰的律师施哲“扰乱社会秩序”案也是颇为典型的一例。此外假公济私、办私案、泄私愤、玩法律于掌股之上者也时见披露:辽宁抚顺市望花区公安分局原有个焦志帮,这个官位上不了“品”的治安科长出门在外非常神气。

  1995年3月中旬,焦科长在史有旭开的财源酒店(当时在抚顺属档次很高的酒店)宴请私人宾客,因结账时史按八折收费而收怀不满。从3月19日起,焦科长指挥了“除六害”专案队将酒店前后两任副经理、大堂经理、领班、服务员及史有旭多人传讯,案由是“酒店的小姐涉嫌卖淫”,被传讯的人员程度不同均受到刑讯,其中服务员付丽新不堪忍受折磨而跳楼自杀。为掩盖事实真相,警方竟与付的家人签了份一次性补偿6.5万元、但家人不得追究死亡原因的“协议书”。按说至此焦科长不应该再往前走了,但他不,硬是把史有旭等人拘留,并移交检察院起诉,硬是制造了一起冤案。其间,史有旭的家属托人向焦志帮求情,焦说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我也知道史有旭什么事儿也没有,但他太狂了,就把他抓了。如果早有李某这样的朋友出面,事情早解决了。现在的情况,人我们抓了,而且死了人,要是放了史有旭就意味着公安局错了。”

  经济利益驳动  讲求经济效益本身并无不妥,但求得经济利益不能抛弃原则,如果司法机关为了本部门的经济利益而去办案,那么冤假错案的产生便具备前提了。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一批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抓赌、抓嫖、扫黄打非的冤假错案。

  例如1995年7月发生在河南固始的唐小伟等人“卖淫嫖*”案,此案的起因是该县“东关派出所迫于建办公楼的经济压力”而为;再如1996年10月发生在河南邓州市的16岁少女孔丽萍“卖淫”案,这一冤案的背景是邓州市公安局为了“创收”,给各派出所下达抓赌抓*经济指标;

  又如1998年11月陕西白水县雷村乡派出所所长杨西京一手制造的“逼良为*”案,当后来杨西京站在被告席上公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杨的回答很干脆:是为了完成上边下达的罚款任务。确实,这几年有些公安部门*抓嫖抓赌罚款“富”起来,有的公安人员为了创收,甚至蓄意找“托儿”、胆敢制造假案来罚“嫖客”的钱。

  江南有两个县(市)的公安局就是用这些罚款盖起了豪华的办公大楼,当地的老百姓戏称其为“鸡楼”、“鸳鸯楼”。经济利益还可以驱使法官的天平倾斜,重罪轻判。

  1998年4月湖南湘潭中院将一审判处3年6个月的戴志诚改判为“判三缓四”就是颇为典型的一例,湘潭中院的法官之所以制造这起错案,直接原因就是罪凶戴志诚之父许诺“赞助”该院10万元办案经费!

  栽赃陷害

  由栽赃陷害引发的冤假错案在中国历史上随处可见,在当今的中国也时有发生,姑且不论人所周知、政治色彩很浓的案件,在民间发生的普通刑事案件中就可以举出许多例证来。

  比如在吉林柳河县曾发生的民办教师李文俭为了立功而捏造材料揭发邻村代课教师高长洒预谋组织反革命集团“龙虎军”案,致使高无辜服刑整整20年;

  再如在辽宁沈阳曾发生的教师李某因与同行王永吉不和而伙同他人捏造证据陷害王“*污少女”案,致使王无辜服刑整整5年。栽赃陷害更多的是出于对被害人的打击报复,

  例如在湖南机床厂发生的举报人彭建国“贪污”案就是如此。1985年冬,正值全国首次财税大检查,时任该厂劳服公司副总的彭健国系“新长征突击手”、省劳模、省党代表,出于对党和人民的负责,他在此间举报了厂领导私分利税等问题,同时将自己从厂长“小金库”分得的2600元奖金退回财务科。彭的行为触怒了厂领导,厂里迅即作出反应,组成专案组整彭的材料,网罗有关“证据”,而且移交司法部门。1986年2月,长沙中院以贪污等罪判处彭有期徒刑10年,此案直到1995年9月才得以平反昭雪。

  定性错误  

  办案人员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往往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发生了不少将民事、经济案件当作刑事案件办理,将正当地行使公民权利当作严重的社会治案案件处理,将此罪作为彼罪下判的事例。

  比如1997年1月河北衡水市桃园区法院判决的潘国贤等人“诈骗”案、1998年1月湖北蕲春警方破获的江和平等人“特大诈骗”案,便是将普通的经济纠纷和商务往来当作刑事诈骗大案;

  1997年初山东枣庄市薛城区法院判处的张裕彬等人“流氓恶霸团伙”案,例是将公民行使正当的民主选举权利行为当作流氓团伙大案;

  1997年3月河南南阳市卧龙区法院判决的信祖平等人“拐卖妇女”案,便是将民间穿针引线的“红娘”当作“人贩子”来对待。此外,同是犯罪,但认定是此罪而非彼罪对于当事人的量刑是有很大区别的,定性不准,就会产生错案。

  例如,1998年3月发生在湖南株州的赵湘杰交通肇事案,赵酒后驾车先将行人陈广金撞伤,而后驶入逆行道将女工黄娣华当场撞死,在他人呼喊“撞人了”的情况下赵仍不停车,接连撞坏两辆出租车,而后驶入一家酒店停车场,下车后步入美发厅,优哉游哉竟请小姐按摩起来,交警赶来后越还口吐狂言。越湘杰的犯罪情节够严重、态度够恶劣的了,株州中院受“焦点访谈”等舆论的压力,于同年6月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si刑,但这一定性引起律师及北京诸多专家的非议,湖南省高院经审理并报最高院审查,纠正了一审的错判,以“交通肇事罪”终审判处赵湘杰有期徒刑15年。

  冤假错案的产生还可能有很多原因,而且一起冤假错案的产生也往往不只一种原因,常常是几种原因并存,但在诸多的原因中,我认为“刑讯逼供”才是产生冤假错案最多见、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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